其實有一個現象很能說明這個問題：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人，大多是“十項全能”，能寫就能畫，還能寫寫詩搞搞篆刻。有在某一項上特別有名的，但幾乎沒有“偏科”的。比如說王羲之，我們知道他的名頭大多是“書法家”，這是他的自畫像：

同樣，

這是書法家趙孟頫的《鵲華秋色圖》：

還有詩人王維的《輞川圖》（局部）：

很神奇對吧？而且這樣的現象，只集中，而且大規模地出現在了中國文人身上，不僅僅是歷史上這些有名有姓有才華的，即便對一個普通的文人士大夫來說，下班回家畫兩筆，提首詩，再印上心愛的小閑章，也不過是日常娛樂活動而已，沒什么了不起的。

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？其實倒也不能說是中國人生來就有這樣的藝術細胞，咱得追根溯源，看看中國書畫是“怎么來的”。

那是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，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咱們的祖先還沒有把文字發明出來，但是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得記錄呀：比如什么時候開始種地，比如每年這個時間開始下雨，比如隔壁王老二欠我兩斤麥子，再比如什么地方交什么賦稅，占卜的時候祖先和神明給了什么指示……大大小小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，哪里有需要，哪里就得有發明，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——甲骨文應運而生。

我們看看甲骨文長什么樣：

什么叫“書畫同源”？這就叫“書畫同源”。

照著山畫出了“山”，照著井畫出了“井”，字和畫是一件事兒，都是把眼前萬事萬物抽象成一個符號，一個圖形，組合起來，去表達自己的意思。

再后來，文字就慢慢發展成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樣子，繪畫也從石頭上、山洞里搬到了絹帛上、紙上，但我們對“書”和“畫”的審美仍然是一致的，什么形狀啊、顏色啊，那都是表相，像不像的也不重要，有“意境”的才是最牛逼的。

這里可以說一個很有名的典故：吳道子和李思訓畫嘉陵江。話說唐朝的時候，唐玄宗特別向往蜀地山水，但是他是皇帝嘛，待在皇宮里哪兒都不能去，那怎么辦呢？玄宗也挺有招，派了兩個宮廷畫師去蜀地出差，把蜀地的山水、風景畫下來，帶回皇宮給他看。這兩位被唐玄宗派出來的宮廷畫師，一位叫李思訓，另一位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吳道子。

這兩位畫師從嘉陵江的源頭嘉陵谷順流而下，一路游覽，李思訓勤勤懇懇，吳道子吃吃喝喝，李思訓描描畫畫，吳道子溜溜達達，回到皇宮的時候，李思訓順利上交作業，吳道子說，別急，我現在畫。于是，三百里嘉陵江一揮而就，一日完工，其神采、意境秒殺隔壁三好學生李思訓。

唐玄宗被這波騷操作震驚，給吳道子賜名“道玄”，吳道子自此名滿天下，更被后世尊為“畫圣”。

吳道子《三百里嘉陵江》（局部）

中國自古能工巧匠無數，但真正稱神封圣的都不是一板一眼，精雕細琢之流，被一代一代傳頌，流芳百世的，是坦腹東床的王羲之，是顛張醉素，還有“好酒使氣，每欲揮毫，必須酣飲”的吳道子，和“繡口一吐，就是半個盛唐”的李白。對中國人來說，無論是書法還是繪畫，筆墨本身無非是“技藝”，筆墨背后的意趣與精神才是“藝術”，“書”與“畫”，看著是兩件事兒，實際上也是一件事兒。

所以，在中國的宋代和元代，特別流行的就是文人畫，詩書畫印，渾然一體，興之所至，信筆拈來，不在乎技巧，無所謂細膩，講究的就是一個“真性情”。所以張延遠在《歷代名畫記》中說：“夫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，故能書者皆能畫”，趙孟頫也在詩里說：“石如飛白木如籀（zhòu），寫竹還需八法通，若也有人能會此，須知書畫本來同”。

蘇軾《枯木怪石圖》

以上，中國的“書”和“畫”之間的關系就很清楚了，同源而來，也同為中國文化，中國文人精神氣度的載體，書到極則可為畫，畫到極則可為書，更非偶然。